作者:泰罗,编辑:小市妹


(相关资料图)

经过一轮调整后,6月16日,大基建央企指数表现强势,中国交建、中国中铁、中国中冶、中国铁建、中国电建、中国化学等都有不同程的上涨。

中字头整合大潮下,国企在此刻成为资本市场的主角并非偶然,也不是单纯的政策主观使然。以历史视角,结合当下中国处境,其背后有着严格的客观必然。

毫不夸张的说,如何激活并做大做强这块巨量资产,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时代命题。

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,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,试问中国为什么能在过去几十年的历次世界经济危机中稳住阵脚,并在后来的时间里源源不断的爆发增长活力?

原因是方方面面的,但国企在其中扮演的稳定器作用是不可磨灭的。

每逢经济承压,必然伴随资本回报率下压和风险上提。此时,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有天然的抽逃避险本能。

相较之下,国有资本并非单纯以盈利为目标,还肩负社会责任,其逆周期投资可以很好的对抗经济下滑——创造就业,拉动收入,重启消费市场。

比如,1997年之后国家先后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、中部崛起战略;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“四万亿投资计划”等等。

由此也派生出一个现象,每当经济承压,国企都会大力扩张资产负债表。

2008年-2009年,国有企业负债同比增长26%,对应的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同比增长35%;2015年-2016年,企业融资陷入低迷,国企再次逆周期扩表,2016年国企投资同比增长19%(同期民企投资增速大约10%)。上述数据均远高于同期民企的投资表现。

在低迷之际托底经济,而一旦经济重启,这些国企投入的资产就会成为被社会广泛利用,从而进一步做大经济的生产资料。

没有三大运营商不计短期回报,在广大的国土上做持续的基础设施投入,就没有今天的全面数字经济;没有普遍的道路建设,也就没有四通八达的快递网络,更没有其背后庞大的消费市场。

如果说民企让国运能兴,那么国企则让国运不衰。

三年抗疫,叠加复杂外部环境,中国经济虽表现出强大韧性,但也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问题。提振活力,拉动内需,保障就业,恢复信心,国企当仁不让,也势在必行。这是当下资本市场给予其高度关注的一个重要立足点。

由于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,国企的资产回报能力天然要弱,叠加原有的内部制度顽疾,一段时间内,国企发展低效的问题饱受社会诟病。

现在,这种偏见恐怕很难再成立了。

历经多年的国企改革大刀阔斧、波澜壮阔,很多大型企业刀刃向内直指积弊,“磨洋工”、“大锅饭”等问题基本一去不返。

国资委的数据显示,2016年-2021年底,中央企业共“压减”法人户数1.9万余户,占总户数的38.3%,且均将管理层级砍到5级以内,低效资产、无效资产及时处置。截止2021年底,中央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69.4万元/人,比2012年提高了82%。

著名国企掌门人、执掌过四家世界500强国企的宁高宁之前在采访中就提到:“如今国企的竞争压力不比私企小,想混日子将来肯定是不现实的。”

效率提升带来盈利能力的同步上扬。

广发证券的统计数据显示,自2018年以来,特别是2021年之后,国企盈利能力已显著高于民企。与之相悖的是,国企的估值水平依然远低于民企(不到一半)。

由此可见,国企估值重塑的提法,并非政策的一厢情愿,而是经营质量提升的内在要求。

3月3号,国资委最新表态,国企今后要聚焦全员劳动生产率、净资产收益率、经济增加值率等指标,有针对性地抓好提质增效稳增长,切实提高资产回报水平,对标世界一流企业价值创造。

国企资产回报率的提升依然是未来的一大重要看点,这不仅对资本市场意义重大,更关乎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。

试想一下,目前国有资产体量大约在300万亿左右,如果资产回报率提升一个点,就可以多出3万亿财政收入。对于当下减税降费以及土地财政降温留下的缺口,这无疑是一个最有力的直接补充,也会给宏观政策调控带来充分的腾挪空间。

国企完全有这个能力做到。

过去十年,央企累计投入6.2万亿元研发经费,占比超过1/3,其中2022年的研发投入首次突破1万亿元。突破并储备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,特别是在电网、通信、能源等关乎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核心领域。

二十年前,人才就业首选外企,私企次之,最后是国企。如今在某些行业,顺序恐怕要倒过来了。

人才,资金,技术,管理,今天的国企已不输民企。

借债投资,借债消费,借债还债,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源自债务驱动。是否具备可控风险下的“加杠杆”空间,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增长能否继续。

对比当下的国企与民企,前者有着更大的债务扩张空间。

2015年以来,央国企“去杠杆”成效明显,民企则不降反增。2017年-2021年,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从60.4%降为57.1%,同期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由51.6%增长至57.6%。随后各自延续趋势,如今民企的杠杆率已反超国企。

再者,国企还有明显的融资成本优势。

目前民企、央企信用债的信用利差相差170bp,民企、地方国企信用债的利差相差143bp。这意味着,央国企的融资成本比民营企业低1.4%以上。

因此,如果要选择一个部门来加杠杆拉动经济,国企的动力和潜力显然更大,特别是在当下民营经济信心受挫的背景之下。

广发证券的测算数据是,如果把央国企的债务率拉回2016年的高点,那么总共可以新增约15万亿的信贷。

按照现在每4元信贷带来1元GDP计,国企加杠杆最多可释放3.75万亿GDP,对应约3个点的增长水平。

须知,强调国企绝不是否定民企。

几十年以来,围绕民企和国企究竟谁才是国民经济主角的讨论汗牛充栋。有人支持国进民退,有人呼吁国退民进,此起彼伏,你方唱罢我登场,笔墨官司没少打。

现实的中国经济要远比学术讨论来的精彩——中国以自己独有的方式、用几十年的时间、完成了西方几百年才能完成的创举。

当下重新强调国企的价值,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又一次客观要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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